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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September 16, 2019 
留言型錄 : 海峽兩岸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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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來,台灣不斷大破大立 "
 
joeting88
熱帶魚

來自: NJ East Hanover
成員自從: 2004-02-28
留言日期: 2006-07-11 08:40 AM    電子郵件 (Email)    最後修改: joeting88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2006年7月號】

20年來,台灣不斷大破大立 (下)
20年前台灣人是有一個集體的夢想的期待,那是台灣能夠以既民主又富強的國家,例如美、英、日等國家的社會變遷過程,做為發展的標竿。現在我們更清楚,台灣必須重新找回1986年的理想與初衷。當初台灣社會為什麼要變?當初的期待理念是什麼?為何今天統統走了調?
【撰文/游常山】

(攝影/陳志銘)
回顧二次大戰後的60年,1986年無疑是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全面展開巨變的元年。

在政治上,那年是台灣民主化的元年。

那年9月28日教師節當天,黃信介、游錫堃、許榮淑、謝長廷等11人,共同發起建黨,在台北市圓山飯店宣示成立「民主進步黨」。

當天,因美麗島事件被判刑入獄的施明德,正絕食抗議,要求廢除戒嚴法,並釋放美麗島七位受刑人:呂秀蓮、姚嘉文、林義雄、陳菊等人。

那一年的12月7日,第一屆增額立委選舉,把民進黨的朱高正、康寧祥等人送進了立法院。朱高正在國會裡,跳上桌子、又是罵人、摔斷麥克風的。不到五年的1991年4月,台灣終於修憲成功,終結第一屆立委、國大代表,台灣總算終結了萬年國會。

2000年,台灣完成了第一次政黨輪替。

啟動-科技業一飛沖天/台灣企業開啟全球化布局

經濟上,1986年那年,也是台灣企業展開全球布局的濫觴。

當年,台灣對美貿易順差太大,美國施壓,台幣對美元正準備大幅升值。從1986到1987的兩年時間內,台幣兌美元匯率,升值37%,台幣兌美元幾乎從最低的40比1升高到25比1。

在這之前,台灣的產業其實都還未能具備世界級的實力。「那時候台灣的產業都很小,鴻海那年營業額,還不超過3億台幣,而比較有基礎的金寶,計算機產量已經排世界第二,但營業額也不超過40億台幣,」當年擔任工業局長、現任環訊創投董事長楊世緘,對於過往都還有很深刻的回憶。

「當年這些公司,現在隨便都超過2000億台幣!」63歲的楊世緘手持煙斗,低沈的聲音娓娓回憶。

台灣企業由小變大,就是因為1986年後台幣升值,逼得台灣產業界必須尋找海外生產基地,才全面開啟國際化布局的腳步。

20年後,台灣企業的海內外合併報表總營收達14兆台幣,其中海外營收約占27%;而台商海外共聘雇194萬名員工,遍布世界100多國。

1986年,也是台灣高科技產業一飛沖天的起跑年。如今是台灣科技業龍頭指標的台積電,在當年成立籌備處,隔年正式營運。20年後,台積電已成為台灣的驕傲,有能力聘請前惠普科技全球總裁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國際管理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Lester Thurow)擔任獨立董事。

奔放-國會開始打架/從政治到環保都有社會運動

在社會力,1986年也是台灣的奔放元年。

朱高正當上立委後,率眾圍內湖大湖山莊老國代住宅社區,逼迫老國代退職。又在立法院摔斷麥克風,台灣還因為國會打架,上了美國24小時直播新聞CNN。當時因美麗島事件剛出獄的前省議員張俊宏,看到朱高正跳到立法院的桌子上,根本無法想像!因為張俊宏以前最激烈的動作,不過是在省議會摔茶杯。

1986年的社會運動,由政治快速擴展到其他層面,如台灣的環境運動就是那時快速發展起來的。

從鹿港人反杜邦設廠、到高雄後勁反五輕裂解廠,台中大里三晃化工農藥、新竹李長榮化工抗爭事件等,一波波的反污染運動在台灣各地崛起。

緊接著,是族群和弱勢團體的訴求,例如「外省人返鄉運動」「桃客、苗客勞資爭議」。再接著是,政治上爭平等的人權運動、政治制度的改革。

那年也是社會結構急遽轉變的前夕,醞釀出一群對現實狀況不滿,且熱中投入社運的人。

「1986年真是一個黃金年代,」台南藝術大學校長黃碧端說。那時,她在《聯合報》副刊寫專欄,針對時弊,尤其對公務部門落後的性別歧視,一一針砭,逼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改弦易轍,讓女性公務員也可以申請同時奉養父母和公婆;讓女教授不必等丈夫簽字就能拿國科會獎助金出國;讓當時財政部長郭婉容,即使想到銀行貸款,也不必等夫婿立法院長倪文亞先簽字同意。

言論大開,媒體、基金會大增

當年正在部隊服少尉預官役,作家楊照也發現那一年的台灣社會,充滿了改變的能量。出版、言論更是百花齊放。

當時軍營一放假,楊照一定沿路逛書報攤、買新出刊的雜誌。他還記得那一年台灣創刊的雜誌特別多,迄今還生存的,包括《遠見》《當代》,而影響一時的《人間》也才在前一年創刊。

楊照回顧這20年,「從那時開始,台灣有很多民主制度才開始建構,包括國會全民改選、北高市長直選、1995年定案總統民選,那一整套東西一路下來都有影響」。

楊照後來出國留學,1991年回國後,台灣的社會運動正方興未艾,「後來查閱日記,驚訝地發現,當年一整年,我幾乎都在街頭參與社運,」楊照說。

由於民間能量的釋放,過去20年也是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快速成長期。

1987年7月1日解嚴後,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修正,促使人民意識覺醒。喜馬拉雅基金會曾針對台灣300家主要基金會做調查,超過五成基金會,都是在解嚴後10年內成立的。

解禁-文化創業充滿機會/不再禁忌,藝術走向國際

在文化力方面,那時也是台灣文化開始走向國際、走向專業經營的重要年代。

在那個時代,非常有利於創業,尤其從事文化相關的工作,因為所有的禁忌似乎一下子都拿掉了。

1986年1月2日,中部子弟、留學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學院的朱宗慶,成立了朱宗慶打擊樂團,當時他在台北藝術大學教書,發現一些好的年輕學生,因而開始組團。

當年欲成立打擊樂團,往往要自己承擔照顧和領導責任,朱宗慶當時最高紀錄同時教了11所學校。

「我連續七、八年每個禮拜台灣走一圈,自己開車,台北教完到台中,台中教完到高雄。就是笨笨地做,」去年剛卸下兩廳院藝術總監、現任台北藝術大學校長的朱宗慶回憶說。

那時,像朱宗慶這樣選擇創業的藝術家不少。多元勃興的文化環境,讓很多文化創業家覺得充滿機會。電影導演張毅和女明星楊惠珊也在隔年創立「琉璃工房」。20年後,「琉璃工房」已營業到全世界,成為台灣最優秀的外銷文化創意產業之一。

這幾年來台灣揚名世界的文化團體或文化人愈來愈多。根據行政院文建會統計,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到2005年,已經達4400億台幣的產值,從業人數超過40萬人。

衝擊-變動帶來不確定/1/6北、高中產階級想移民

從政治、經濟、社會、再到文化各層面,回首1986年,無疑是台灣一切改變的啟動元年。

但是巨大改變,卻也帶來不適應與抗拒。同樣地,1986年也正是台灣走向不確定年代的開端。

當初政治社會朝自由民主發展時,原先許多台灣人期許的,是社會從此邁向自由、民主、富裕、開放的玫瑰園,但實際發展卻不盡然。

在當時就已經有很多台灣人,因為不喜歡社會突然間變得很亂,而開始往外移民。

當時一項針對台北、高雄兩大城市2000多個家庭的調查發現,有59%自認是中產階級,而這些龐大的中產階級中,超過1/10想移民;另外有5.9%的家庭還在觀望。合計幾乎每六個北、高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就有一個曾想過移民。

中產階級的憤怒,還一時帶動了一波移民潮。10多年前移民紐西蘭的常雲惠就是最好例子。

「移民紐西蘭,是我在清華大學讀社會學研究所,和我的男友蔡坤憲(現在先生)就設定的目標。」

那時,整個台灣喧囂浮躁的環境讓他們厭煩,而紐西蘭的環境,讓他們嚮往。於是在先生服完兵役後,取得紐西蘭護照,迄今定居不悔。

而企業國際化雖然是國力的延伸,但因為台灣未能有效地快速升級與轉型,加上兩岸政策走向鎖國,儘管有些大型企業在海外壯大了,但是島內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卻也愈來愈嚴重。

其中,號稱百萬大陸台商外移大陸投資、就業、甚至就學,已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根據海基會經貿處非正式統計,包括合資、與境外轉投資,台商在大陸至少有1500億美元的投資,占大陸外資的四成。

鬆動-只要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混亂失序逐漸取代倫理教養

1986年台灣社會進入多元化,不少人認為百家爭鳴是好的,代表社會朝向自由民主。但也有人認為,價值觀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鬆動、甚至崩潰的。

約20年前的一個廣告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幾乎成為新一代年輕人的信念。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解釋,「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就是後現代最傳神的一句話。

上行下效,國會議員示範粗魯文化,造成最高議事殿堂的人與人之間沒有基本的禮貌。叫囂、肢體打鬥,給台灣孩子一個嚴重的負面示範。

2001年6月10日,陳水扁總統在台北大學、第一夫人吳淑珍母校的畢業典禮演講,公開宣稱吳淑珍女士當年的畢業論文是由他捉刀的。

結果當場的反應,卻只是一陣對這對墜入情網的年輕兩小的「美談」的笑聲和鼓掌,而不是一陣錯愕。「可見國人的教養出問題,對元首的行為容忍限度很高,全體社會就如此這般視而不見地和稀泥下去,」近年來提倡教養、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崑巖嚴辭批判台灣元首起了壞示範。

20年前很多人呼籲民主,不少當時的意見領袖信心喊話,混亂只是一時的,西方歷經300年的社會變遷,台灣只要10年就搞定,大家要有點耐心。

但是2000年民進黨終結國民黨長達50年的執政後,人民一度以為已經完成民主自由化的一大步,豈料台灣竟陷入更大的政黨惡鬥的漩渦中,至今六年,對立愈來愈嚴峻,每個週末台灣各地街頭都陷入了藍綠對抗,「還有人在治國嗎?」是目前許多市井小民的心聲。

沈澱-1986猶在眼前/重新找回理想,再出發

1986年開啟的變革濫觴,讓20年來的台灣一直處在大破大立的過程中。2300萬人民的集體情緒,一波接一波迅速替換,少有平靜的時刻。某種程度上,台灣人似乎一直沒有離開1986年的街頭運動精神狀態。

20年前台灣人是有一個集體的夢想的期待,那是台灣能夠以既民主又富強的國家,例如美、英、日等國家的社會變遷過程,做為發展的標竿。

現在我們更清楚,台灣必須重新找回1986年的理想與初衷。當初台灣社會為什麼要變?當初的期待理念是什麼?為何今天統統走了調?

當初集體追求美好、公平、富強的大夢,如果說20年後這麼快就夢醒,很多國人是不甘心的。

台灣不能再虛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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