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挺鋒（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科技與社會」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台灣學界對於荷蘭高等教育的瞭解與互動向來較為生疏。不過雙邊學術交流已有從破冰到加溫的熱絡趨勢。此次筆者應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當代東亞研究中心」（Modern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MEARC）之邀擔任訪問學人，並嘗試建立雙邊合作關係，或許也算「恭逢其盛」。

近年來，赴荷的台灣留學生明顯增加中。雖然在絕對數量上仍難以與英、美、德、法的台灣留學生相比，但這個留荷新趨勢卻意味了荷蘭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與長處逐漸受到台灣學生的青睞。以萊頓大學為例，當地台灣留學生群體的「老幹新枝」便正慢慢成形中。

談及萊頓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有兩點頗令我印象深刻。其一，當地台灣博士生自組了學社，每月至少一場的研討會，這種自發性與集體成長的機制頗令人稱羨。

其二，筆者發現，萊頓大學的台灣留學生裡，成大校友竟然是大宗之一，主要是鑽研文學、藝術、建築史等領域。有趣的是，該地的成大校友們一談起他們怎麼到萊頓大學落腳的經歷時，全說是自己摸索過來的！雖然成大與萊頓大學是姊妹校，但他們之前對荷蘭、萊頓大學的印象幾近空白。我打蛇隨棍上，見機就邀這些老校友，回台灣時多到母校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所學，他們也都慨允。

話說回來，其實萊頓大學的教授對於成大的印象也是付之闕如。雖然不少人來過台灣，但大多是到中研院或台大等北部學圈，對於台北之外的大學毫無理解。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中山大學。一方面中山大學與台灣的飛利浦講座有過合作關係，二方面該校新設的社會學研究所已與萊頓大學的當代東亞研究中心在國際合作方面確立了初步的實質合作規劃。

一、台荷學術交流現況

除了上述提及的個別留學模式之外，其實官方與民間企業對於制度性推動雙邊學術交流的企圖心也愈來愈強烈。在荷方，知名跨國企業飛利浦與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於2000年4月聯合發起「羅益強獎學金計畫」的贊助，便對台荷的雙邊學術交流扮演重要的推手作用。

至於台灣本身，國科會、教育部亦與荷蘭簽署合作計畫，每年也都有台灣學者赴荷。此次邀請筆者的荷蘭萊頓大學「當代東亞研究中心」，在其成立之初，便有台灣教育部的經費支持。

筆者至萊頓大學期間，恰巧碰到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瞿海源教授。瞿教授的邀請單位是IIA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IIAS 是一個研究亞洲各項議題的國際學者交流平台機構，故受邀至該單位進行長、短期交流的學者絡繹不絕，每年往來學者超過四百人次之多。性質上，IIAS直接隸屬於荷蘭政府，但卻設於萊頓大學（傳統上萊頓大學一直與荷蘭皇室關係密切）。瞿教授在此還開了一學年的課，並組織了一場國際論文研討會。

目前國科會國合處都有提供雙邊交流的補助與申請機會。但據我瞭解，過去至今到IIAS 的台灣學者裡，很少聽到有成大的學者申請進駐。或許是成大以理工為主的緣故，而與以文學、史學、社會科學領域為主流的IIAS較少產生交集。

二、萊頓大學簡介

萊頓大學位於萊頓市，是一個人口只有十一萬的大學城。如果天氣舒適，小橋、運河、綠樹…，不止騎腳踏車怡情，唸書也是個絕頂享受。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於2008年發佈的最新世界大學排名，萊頓大學屬百強之列，全球排名為七十六名，在歐洲（含英國）排名第二十三，在荷蘭則僅次於烏垂克大學（Utrecht University）。

荷蘭學界對這些排名倒不怎麼在乎。較常聽到的理由是，不少人認為那是英、美國家所發展出來的把戲，排名對於他們高等教育的市場競爭與行銷當然至關重要；但對於較傾向將高等教育與公民權利聯繫在一起的荷蘭而言，排名的意義就不大了。

另一個理由是，荷蘭高等教育體系的內部功能性分工極強，所謂綜合分數的排名對他們而言並不真實。例如，萊頓大學擅於文學、社會科學與醫學研究；而鹿特丹大學則是管理學院一枝獨秀，甚至強勢到讓人不知鹿特丹大學還有其他學院；至於台夫特大學則專注於（水利）工程相關學科的發展。對他們來說，既然各有特色，就沒太大的比較意義，重點在於如何用有限的資源，彼此協調，發揮最大效益。

以邀請我赴荷的萊頓大學教授Tak-wing Ngo為例，他同時也是鹿特丹大學的教授，所以兩校相關的大中華區域研究相關課程，他都得開課支援（反正小國的城市間通勤非常便利，時間花費又很經濟）。

此外，荷蘭的「校際合作」並不只是教師資源的支援與分享而已，還包括雪中送炭式的「購併」。幾年前，非常人文氣息、執著古典傳統的萊頓大學突發奇想，自己也搞起EMBA，希望藉此增加盈收。結果並不叫座，因為根本競爭不過老牌子的鹿特丹大學管理學院（好笑的是，萊頓大學為了強調自己EMBA課程陣容堅強，還花錢請鹿特丹大學管理學院的師資來授課）。由於經營狀況不如預期，萊頓大學的EMBA課程最後只好被鹿特丹大學管理學院「購併」。這樁事被萊頓大學內部引為笑談，因為EMBA開到倒的情形委實罕見。但賽翁失馬焉知非福，不少萊頓人認為這反而強化了各校的發展特色與校際合作的彈性。

三、小國大學術：體制速描

荷蘭國土面積和台灣差不多，但大學全球百大排名進了兩所，兩百大則佔了八所。雖然排名總有爭議，荷蘭人也不在乎誰前誰後，但持平而論，這仍是難能可貴的「成就」，因為荷蘭國內的大學總數連二十所都不到，只有十六所而已。

較特別的是，荷蘭大學教師並沒有「不出版就走路」的發表壓力。所以基本上萊頓大學的學術成就是建立在學者對於教學、研究方面的「自律」，而與美式那種訴諸外部壓力定期對教職進行考核的獎懲機制，有明顯的性質不同。

在筆者眼中，所謂的「學術自律」也與其學術體制的特殊性有關。從某個角度來看，荷蘭的學術體制是相當「封建」的。因為每個領域的正教授就只有一個，其他人都泛稱為博士、講師或助理教授。原則上，除非正教授跳槽、退休或蒙上帝寵召，否則無論下面的講師或助理教授再怎麼努力，個人成就多高，年資多深，也沒有往上流動的「扶正」機會。

對此，Tak-Wing Ngo教授說了句頗發人深省的話：基本上，會待在大學裡的人，都是為自己的研究興趣在生活的。反正多數人都上不去，上去與否幾乎全憑運氣。更何況學者的薪水表面上看起來不錯，但扣完稅（稅率約50％）後，其實也沒比水電工優渥多少。

或許正因如此，荷蘭的學者給人的感覺都頗為敬業與樂業，還多了份從容。

四、小國大學術：國際化的傳統

荷蘭本身的「荷蘭性」並不強，或者說所謂的「荷蘭性」是高度國際化後的產物。例如海牙是國際法庭所在地，之後形成了各國駐外公務機構的群聚地。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則是傳統的國際商業港市，至今仍是歐洲的重要門戶城市。

荷蘭的學界也大致如此。大學教師罕有聽聞是在做「荷蘭（本地）研究」的，倒是歐盟、亞洲、非洲、伊斯蘭等研究非常熱門。我曾對此感到好奇而詢問，他們的回答是：除非是政府外圍的半官方智庫才會做荷蘭本身的制度與政策研究，提供政府諮詢。否則以研究為導向的大學基本上是被鼓勵往外走的，一方面連結國外更大的研究網絡，另一方面則希望藉此對荷蘭學界產生更大的啟發與回饋。

這也是為何我在萊頓大學碰到的學者裡，能操四、五種語言者比比皆是。除了荷蘭的外語教學向下延伸、發展得早；更重要的是，荷蘭大學本身，尤其是社會科學界有一套很特別的基本訓練程序，那就是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

因為研究取向是往外看，研究方法是人類學的田野訓練，所以每個要完成論文的學生，都必須在其養成階段到異國去經歷至少為期一年的人類學式的研究資料蒐集。倘若未來進一步成為專職的學界研究人員，則這段的可貴經歷將深化他們與當地學界的接軌。以我到法學院拜訪的Benjamin van Rooiij教授為例，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到中國西南進行企業污染的田野調查，取得教職後自然與中國各大學保持密切互動，經常受邀至中國演講，現也收了專供環境法的中國博士生，整個研究—教學的跨國網絡就這樣漸次鋪陳開來。

由於存在著這種國際化視野與訓練傳統，所以荷蘭學界內部的學科分工也與台灣大異其趣。以萊頓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社群為例，他們並沒有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之類的剛性編制；他們主要是以跨領域的「區域研究」單位來取代。因此，與台灣或東亞相關的研究，就得到漢學院，然後再去裡頭連結所謂的日本研究、韓國研究、中國（含台灣）研究，而這裡面就包括了政治、法律、文化、性別、社會發展等跨領域的次學科與研究者。倘若還有其他學者對某一特定議題有興趣，則還可以進一步成立「XX研究中心」，非常彈性化。

當然，這樣的學科建制設計，也左右了個人與研究單位的關係。舉例來說，某位學者的專長議題可能是關於心理創傷的研究，但由於他的研究田野是在莫三鼻克，則他的研究單位很可能就是在萊頓大學的非洲研究中心。

與台灣相比，上述現象都是荷蘭很不一樣的制度設計思維。一方面荷蘭教職的升遷流動可說是異常僵化，但另一方面，他們的學科分工體制卻又是那樣的彈性化。但無論是僵化或彈性，「走出去」與「對外連結」則是荷蘭大學訓練學生與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的共同核心方針。

五、台灣稻農與荷蘭鬱金香：國際化的know-how

筆者應萊頓大學「當代東亞研究中心」之邀，除了於台灣研究的工作坊（workshop）擔任主講人之外，私底下與該校教授的互動更是收穫良多。

筆者來荷之前，醫學院的林其和院長與楊倍昌教授便希望我能趁此行探詢雙方未來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國際化」雖然台灣喊了很久，但別人究竟是怎樣操作「國際化」？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又是什麼？荷蘭學界也頗值得借鏡。

前面說過，「國際化」對荷蘭學界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他們一直如此。和他們私下接觸，多次聊及「國際化」，尤其是與筆者個人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時，總會油然而生「台灣稻農」與「荷蘭鬱金香商人」這兩幅對比圖像。

我們都知道台灣稻農的勤勉與辛苦，但我們更曉得台灣稻米的品質與稻農所獲得的回饋幾乎不成比例。台灣稻米空有好品質，但卻因不懂或無法掌握到最終端的行銷與定價，常常是枉費血汗的投入。

反觀鬱金香其實是土耳其的國花，但卻被荷蘭的商業體系所發揚光大至全球，甚至成為戰略性的出口創匯產業。在荷蘭商人的眼中，一項產品若可以國際化、全球化，則必須從最上游的品種到最下游行銷預作全盤規劃，評估可行性，否則容易白費力氣，得不償失。

且讓我們很「功利」地說，如果以所謂國際學術期刊的發表作判準，則荷蘭與台灣的社會科學界確有明顯不同。以發表量指標為例，台灣遠遠落後荷方。但這個現象與其說是研究品質的差異，倒不如說是反映了我們社會科學界與「國際化」的長期隔離。

傳統上，台灣社會科學界與國際期刊的關係大致是以「在地研究—對外投稿」的方式進行，但投稿結果並不理想。箇中緣由很簡單，因為這種互動模式等於是「捨本逐末」。由於社會科學無可避免存在歷史、文化、制度的特殊性，故如何說服期刊編委與評審瞭解台灣，以及承認該篇台灣研究的投稿論文對於更大的國際學術社群具有貢獻性，其實是需要一番功夫。畢竟平時少往來，不互相理解，突然來稿想取得篇幅刊登，難度甚高。

與我接觸的荷蘭學者不諱言，台灣的「在地研究—對外投稿」是白費力氣居多，因為許多西方社科學術社群的亞洲研究早就繞過台灣。之所以如此，倒與政治因素無關，而是「在地研究—對外投稿」的模式根本沒有與國際學術社群產生真正的互動，即便被刊登了幾篇論文，也無助於台灣學術社群的被瞭解與互動，頂多是個人突圍而已。

荷蘭學界的「國際化」經驗顯示，讓自己成為國際學術社群成員的最佳方法，就是全程參與所謂「國際化」的上中下游各環節。首先是尋求雙邊或多邊研究團隊的建立，並設法讓該研究議題能與整個國際學術社群產生對話，確保其前瞻性。他們認為這是「知己知彼」的最關鍵第一步，否則之後再怎麼努力都將事倍功半（就好像今年若流行迷你裙，則我們穿旗袍走秀便顯得突兀）。

問題意識的源頭與方向被確認之後，接著就是團隊的訓練與整合。為了避免雙／多邊的合作淪於形式與華而不實，基本上他們會針對研究生的招募、訓練與交換擬定短中長期的階段性方案，將指導學生的工作與計畫的進行結合為一。

最後，待跨國合作計畫近尾聲之際，則將成果延伸到書籍的出版。在此之前，他們會將研究成果以雙邊研討會的形式進行熱身，並邀請代表性的學者與會評論，隨後便陸續於國際期刊發表，建立、強化該研究團隊的份量與能見度。如果能這麼循序漸進走下來，則學生畢業、期刊發表與書籍出版都只是水到渠成而已。

是以，若台灣的社科界仍僅僅將「國際化」化約為投稿國際期刊的「捨本逐末」模式，則將會遇到愈來愈大的障礙。現今國際學術期刊的競爭非常激烈，若個別投稿，從審稿到通過刊登，兩年時間絕對不為過（相較之下，台灣的五或六年升等條款算是壓縮得很厲害）。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學術期刊之間的競爭加劇與品質要求，致使「規劃專題」（special issue）成為愈來愈明顯的學術期刊編輯方針，故也相對壓縮了個人「自由」投稿的空間。在操作上，期刊主編要催生某個「規劃專題」，其前置作業（往往是一到兩年的規劃）愈來愈與（現有的）研究團隊—（未來的）論文發表會結合在一起，然後再從中擇優邀請投稿送審。可見，若要取得發表的參賽入場券，個人努力與天分的空間將愈來愈小，而必須講求高度組織性的合作。

荷蘭學界的規模不算大，但發表量與可見度之所以能維持在一定的水平，大致是充分運用這套「國際化」的know-how。他們習於跨國合作與團隊建立，也充分參與到國際學術社群對於研究議題的討論與定向，甚至擁有發表與出版的最末端「通路」。在這個過程裡，如果自己能夠摸索出對於某個領域的研究利基，則進一步創設國際性的學術期刊，以掌握主導權、提高能見度。萊頓大學的China Information 作為歐陸研究大中華地區權威刊物的地位與重要性便是這樣慢慢經營出來。這就是我所謂的「小國大學術」。

六、對於國際化合作的具體建議

筆者短短六週做了五場關於台灣的演講，確實讓有些萊頓大學的學者對台灣感到興趣。他們也認為若能與原本陌生的成大產生研究上的實質合作，無論是對於成大與萊頓之間的雙邊關係建立，或是共同加入（西化的或國際化的）亞洲研究都有一定的互惠性。

不過與我交談的萊頓大學學者也都坦言，他們自己手頭的（國際）研究合作案已經夠多了，而且蜻蜓點水式的互訪、開會對他們來說也缺乏吸引力，因為那種停留在個人關係建立的來匆匆去匆匆「合作」，無法累積長期的研究能量。理想的作法應該以機構單位為主體、以中長期計畫為目標，完整地將上中下游的合作流程跑完，才是較佳的作法，就像自然科學的實驗室與實驗室雙邊合作那樣。

他們同時提醒，值「國際化」起步階段之際，資源集中會比分散來得有效果，因為該階段最需要的是能夠做出一個被國際社群所辨識與承認的「代表作」。這裡所說的資源集中，並非是獨厚一個科系、學院或少數個人的研究興趣，而是指藉由一個中長期的旗艦型研究計畫把學校內部已有的學術資源進行跨院整合，作為國際合作的預備平台。

他們提議的合作構想或許對台灣來說有點新鮮，但就筆者在訪問期間所見，該模式已展現於（北京）清華大學與萊頓大學的單位間合作。傳統上，（北京）清華大學是「工程師的搖籃」，人文、社科發展較晚，但近幾年（北京）清華與萊頓就某些特定的社會科學研究案進行中長期的雙邊合作，僅兩三年時間便已讓（北京）清華成了某些特定議題的專門研究代表性機構，並「佔領」了若干期刊的每期第一篇論文。在我待的六週裡，（北京）清華的師生不斷到來，多與該研究案的分工有關。

我因為是社會學訓練背景，又待醫學院的「醫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Society and Medicine, STM）研究中心，故在離荷前一週，直接了當問當地學者：什麼是成大可以發展，同時是你們感興趣，而且又可以「國際化」的研究議題？

他們的回答是，成大如果要以研究合作形式展開國際化，則或許有潛力成為一個關於「健康治理」（Health Regulation）的研究基地。首先，成大雖有醫學院研究團隊與國際發表能量，但主要是累積於生物醫學領域，故「健康治理」的跨領域性質除了能持續已有的醫學研究優勢外，還可以把社會科學界邀請到裡頭來，形成一個更有生產性的跨領域研究團隊。其模式一如（北京）清華大學從理工起家到現在的全方位發展。

其次，台灣的全民健保在各國的醫療保險體制裡頭算是特殊而又極具國際參考經驗的範例（就國際比較的眼光來看）。如果以全民健保制度作為「健康治理」的第一個跨領域研究議題，然後再細分不同領域的子議題，則成大的「國際化」研究成果是有相當大的機會率先從亞洲「出海」。畢竟現在的中國醫療改革正如火如荼進行，而東南亞、南亞的醫療保障制度又極為殘缺，全世界的NGOs，甚至WHO幾乎都無可避免得涉入到這個改革議程當中。

荷方的參考性建言是，成大如果能夠發展成「健康治理」的研究代表機構，則未來或許會在國際的「健康治理」議題上扮演不可或缺的發言、建議與諮詢角色，並逐漸連結到更多的他國研究機構與NGOs的資源。如果可行，則「健康治理」中心的「國際化」對台灣本身來說，便擺脫了僅僅邀請國外學者來台演講的「知識進口」傳統模式，而是也能進一步做到「知識出口」的積極貢獻。有了這樣的平台運作與研究成果，無論是荷方或其他的國外學術社群，都很容易與成大進行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