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不論從事公職,或就業私人公司,都各有利弊。一般而言,同樣的工作 (尤其是專業性的,如工程方面 )在私人公司會有較高的薪資;有加班費及會分紅利的公司,差別就更大。也有人認為一些公務員的例行工作比較枯燥、乏味,且因生活安定又有保障,容易滿足現狀,缺乏跳槽換工作的意志。
我不否認這確實是從事公職的一些缺點,我在美國的這第一份工作,一直未曾換過, 37 年來的收入,全靠紐約市府的薪資,在發財方面,真是沒有什麼成就。但因這份公職所造成的發展,卻使我這個美國公務員,能一直與華人社會保持密切關係,日子過得充實有意義,也很滿足,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由工作累積的經驗,使我有能力利用工餘假期,為海峽兩岸華人 社會的交通運輸提供協助; 二、藉工作之便,使我有機會為紐約市華人社區服務; 三、因工作壓力較小、作息時間規律,使我能在工作之餘,有精力 及時間積極參與華人社團活動。當公務員最大的好處,應是俗稱的「鐵飯碗」,工作較有保障,而且年資愈久愈穩定 (只要取得正式公務員的資格,立即受到公務員任用法規及工會的雙重保護,除非犯下大錯或貪污,沒有人能輕易將你解僱或降級 )。據說,私人公司正好相反,常因老板欲節省開支,「高處不勝寒」,職位及薪資愈高的員工被解僱的機會愈大。
在美國這個崇尚以跳槽來改善工作環境及薪資的社會,很多人都無法理解,我竟然在一份工作上待那麼久。其實,我個人不但喜歡這個工作,並且也很珍惜這份經歷。因為都市計劃局本來就是個半學術機構,而我們交通處,每年又有聯邦交通部撥款,做各式各樣交通專案研究 (包括街道、公路、公車、地下鐵、停車、計程車、貨運、行人及渡輪等 ) ,使我在工作中 (尤其是當有些專案研究須雇用專業顧問公司時 )吸取了很多寶貴的知識與經驗,加上自己在交通處工作十年後,又在聯邦交通部獎學金資助下,再回到學校 ( 紐約科技大學)半工半讀,繼續在交通規劃及工程領域深造。實務與學術的配合,使我慢慢建立了自己在都市交通方面的專精與名聲,也使我有能力在工作之餘,從事其他專業性的活動。在過去二十七年中,常有機會為海峽兩岸的交通運輸提供協助,1998 年還曾擔任一個世界性專業組織「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的總會長。
在台灣政壇,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是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但他對我卻真是有知遇之恩。第一次認識他,就是在1981年我回台北參加國建會時。時任台北市長的李先生,在國建會前主持一項名為『 都市發展規劃及經營管理研討會 』,我 以國建會交通組出席人的身份應邀參加,並發表意見。會後,李市長特邀我去台北市政府與他繼續討論,事後,他並馬上直接寫信給當時紐約市哥德華市長,提出向紐約市政府借聘我為台北市幫忙的想法。哥德華市長室在與我的單位主管協調後,同意於1982年一月及五月分兩次借聘,而正式開始了我對台灣交通的服務。
為台北市交通服務,曾歷經李登輝、邵恩新及楊金欉三位市長。或許因此次成績還不錯,緊接著,又應台北縣政府林豐正縣長及高雄市政府許水德市長之邀,先後再於1983年及1984年利用我的休假,返台以類似方式為兩縣市的交通効勞。
隨後,在1986年至2006年間,又曾多次以不同方式協助台灣的交通建設。其中包括:1986年及1992年,再兩次應邀參加『國建會』。1986年,在會中主持『整体運輸系統規劃組』中的『都會區運輸系統規劃』討論。1992年,則擔任『如何落實大眾運輸之鼓勵與發展政策』研討會之主席。當時,海外華人能應邀參加國建會是項榮譽,我能前後參加三次,更是非常榮幸。
1987年,當連戰先生擔任交通部長時,曾聘我為該部的科技顧問( 專長為都市交通計劃 ),這是為期一年的榮譽職,據說還是交通部第一次聘請海外的科技顧問。後因連部長高昇,郭南宏先生接任交通部長,我於1988年三月,在任期結束前,以科技顧問身份向郭部長提出『對國內都市交通的感想與建議』書面報告。
1988年 至1997年間,曾先後六次協助交通部運研所、台灣省住都局、中華民國運輸學及成功大學等籌辦交通運輸有關『講習會』或『研討會』。其中,最令我感到興奮的是,能有機會代表『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與成大的『都市計劃研究所』,於1991年在母校合辦一個成功的『交通管理及環境規劃講習會』。
1992年至1993年,在高雄市吳敦義市長任內,我曾應『高雄市捷運工程局籌備處』之託,協助擬定『特別諮詢顧問計劃』,並以召集人身份,代邀請及協調海外具多年捷運實務經驗華裔專家十五人為諮詢顧問,分八梯次赴高雄,協助審核與監督該處所聘『國際捷運顧問團』( 由中、美顧問公司共同組成 ) 提出的高雄市捷運系統初步規劃。
2001年,又應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以『輕軌運輸系統之規劃與推動方案』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