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六年前,我們的校史我並不很清楚,只知道三十六年在我考進工學院時的院長是“王石安”先生(在學校正史上稱他為“王石安博士”)。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開學典禮上,以後正式見到他總是在每週的總理紀念週上訓話;此外,因為我住在位於校區內的宿舍四年,他住的所謂官舍又就位在校區的側門外,因此常常在課後時間見到他在校園裡徒步來往於辦公室與其“官舍”(那時是學校的招待所)之間。因為台南氣溫高,那時又沒有冷氣一說,除在冬季外,經常在校園裡見他長袖襯衫、背帶褲,足蹬布鞋、含煙斗,一派學者風範,令人敬畏。尤其當他與留德教授們的德籍師母們(也是我們的老師)在下班歸途(他們的宿舍都在同一區塊內)中用德語邊走邊談而顯示出的高等學苑氛圍;現在雖已時逾一個甲子,我在腦海中還常常出現這幅令人覺得置身學術浩海而感幸福、自傲的景象。
他文質彬彬,溫文儒雅,講起話來總是細聲細氣;每當在紀念週會上訓話,因為那時代沒有麥克風之裝置,總站在第一排的我也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尤其他那一口帶安徽口音的國語,聽起來更是吃力。好在當我在校四年期間他沒有開過任何課,否則到學期終了必當無疑。
王院長開始主政省立工學院時,母校只有機械、建築、電機、化工、土木以及電化等六個工程學系(依照從南到北的所在位置排列);除了建築和土木是兩座木造二層樓房外,其它四系都是頗具規模的工程系館(都是日據時代的“高等工業學校”所遺留下來)。在機械系館旁,那高聳雲端的大煙囪,是當時在南台灣最高學府的精神標誌。在其下停放著的一架供教學用的小飛機,和電機系與化工系之間的瓦斯塔,更成為那時侯有志生產報國的莘莘學子們所嚮往的學習聖地。
校園不大,與國內諸多高等學府相較不失為是一個小家壁玉型、人見人愛的學術園地。校園內長有諸如樟腦、椰葉、鳳凰等喬木樹,以及其它灌木、花草;每天一早在校園慢跑,陣陣樟樹清香撲鼻而來,總覺得置身於森林公園之內。整個校園整潔恬靜,鳥語花香,王院長對校園環境之治理得如此之好,從此可見他治學的一班。
王院長雖然教書上課,可能因為聲音小而難能叫座,但辦起學堂來有他叫人折折服之處。他治學嚴謹,更能在亂世中保持校內的安定。對學生的管教十分嚴格,對師長們的要求也很高。整體來說他將學校治理得井井有條,在紀律方面更是受人尊重。當在北部的大專院校(那時只有台大、師院和行政專校)有些「學生運動」蠢蠢欲動時,我們卻在安定環境中求學而全然未受影響。
據師長們說,王石安院長是安徽人,抗戰期間任教於位於重慶的中央工專;他學有專長,尤其對投影幾何學深有研究。在重慶結婚生子後他離鄉井負笈日本,繼而留學德國,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後,他隻身來到台灣接收日據時代的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民國卅六年改制為台灣省立工學院)。難怪,起初,在學校的行政高階層主管中,總不難看到安徽人的身影,在教授陣容方面,也很容易嗅得到東洋或德意志的味道。
他對於學校的前途並非僅僅滿於現況,相反的他有偉大的理想和抱負。我們從學校會議室所掛的學校發展計劃藍圖可以窺見,那時他正在計劃將我們工學院發展成一個我國唯一,且設有十二個工程學系的“工程大學”,真是前途似錦!
可惜他壯志未酬,卻在民國四十年,也就是我畢業的時候,被一樁現在看起來並不太嚴重,至少不致受刑責、糟蹋的悱聞(請見另文“抓鼠記”)所擊倒,國家從此折損了這位教育巨擘,實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