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憶舊 - 戲說演戲

周俊良(電機1951)
發表於大紐約區校友會1998年年刊

我是1947年進入當時的台灣省立工學院的；在此之前，大概它是純粹的工程學院，而那時的女性又不作興學工程的關係，所以它一直是座青一色的和尚廟。

我們入學的那年並未招考女生，卻在開學前夕，從內地來了幾位女的轉學生。她們的到來，引起寧靜的和尚廟裡一陣騷動；和尚們的激動情緒和貪婪的眼神，使得這群花蝴蝶只在校園裡翩然飄逸一過，卻未留下絲毫踵跡。繼而這修道院又恢復了平時的寧靜。

第二年，即1948年，學校突然開禁，招收起應屆高中畢業的女生；那年在原來一片死氣沉沉的校園裡，突然平添了十二位當時被視為稀有動物的異姓同學，使整個校園變得生趣盎然，朝氣蓬勃。

既有了女生，校方為增添生色，於是開啟先河，容許成立一般內地校園都有的，諸如：話劇社，歌詠隊等社團。起初，這些社團之設立，全賴一批畢業於大陸而任職於本校的助教、講師的領導。由於語言關係，加上剛脫離日本奴化教育的本省同學比較保守，故而參加的，多屬因離鄉背井，而需要群體生活，且來自內地的同學。我這連普通話都講不好的「外省人」（當時我只會講一口不很道地的上海話，「國語」還是後來與本省同學互相學習得來的），也因此「被打上鴨架」參加了歌詠團、國樂社和話劇社。

話劇社排出的第一齣戲，是從西方戲劇中翻譯過來的諷刺劇--欽差大人。劇中需要的角色倒不少，但是我因為不會講「話」，被派演一個渾身發臭的衛生局長；記得這個角色好像只有一句台詞，然而就是這句話，雖然我反覆練習了許久，在演出時卻仍結結巴巴。

在此劇中，後來成為我內人的張同學演女主角，她雖是廣東人，卻能講得一口非京片子的「標準國語」；所以她是演來得心應「口」，頗得好評。

因為這是一齣赤裸裸的，諷刺現實的戲，再那個草木皆兵的時代裡，在排練前，劇本必須送學校當局審核通過。

我們花了好幾個月功夫，幾經排練，終於通過彩排，進而準備公演。不料在上演前，照規定將劇本送交警察局備案時，卻遭到禁演的威脅。幾經交涉、探聽，才知道警局所以之要禁演，原來是因為在劇中有一個由警察局長捧著痰盂伺候欽差大臣吐痰的鏡頭，被認為有辱警察局長的尊嚴；導演得悉後立即予以刪除修改，終於得以如期在大街上一個大戲院（記得好像是在中正路上的南都大戲院）堂堂上演。

那天的演出，出於意料之外的掛上了客滿的牌子，且得到滿堂喝采。尤其令我們興奮得意的是，據說當我們剛開鑼尚未登台的時候，學校的會計主任已將所得的票款，送到院長的手，去買當晚的車票，到台北去領教職員的薪水了。

這次演出的成功，給整個校園帶來歡樂，也給各社團帶來信心與鼓勵。校方從此給我們更多的「鬆動」與關懷，使各社團的活動更為活躍，且多采多姿。

此後話劇社乘勝追擊，接著就籌備演出另一個大型話劇，其戲碼為《萬世師表》。此時由於大陸的變色，除了招考的新生中增加了許多外省籍同學外，還有了不少位轉學來的插班生；在教職員當中，也增加了多位對課外活動頗富經驗的講師和助教。他們幾乎個個都能講「國語」，所以在《萬世師表》的演員表中，再也不必有像我一樣不會講「話」的演員出現了；不過我在這？戲中仍舊參加了演出，並得到滿堂的「笑果」。在戲中我扮演的不是什麼角色，而只是幕後的效果。

原來按照劇本，應該有隻棉羊帶上台的，但怕到時羊隻不聽使喚而演砸了不好，導演決定用狗叫聲來代替；可是那個時代，不像現在有錄放音系統可將狗叫聲先行錄製起來，要到用時將它播放出即可；於是導演就在幕後人員中，試找會學狗叫的口技的人；經過多次挑選，我被選中了作為這幕後效果。在數月的排練過程中，我都得跟著演員們天天到當時的大禮堂（後來的「小」禮堂）去吠叫一番。

那天的隆重演出，並不是在街上大戲院裡，而是在學校的禮堂，當天並沒發售門票。但觀眾倒很多，多得使整個禮堂座無虛席。因為那是一齣富教育性的大型劇，觀眾中不少是教育界的人仕；那後來成為我內人的張同學，在這齣描寫抗戰時期一位教授如何犧牲奉獻的劇中，扮演的是該教授家中的一個老傭人；她痀僂著身軀，將那教授一家如何為教育而過的、令人鼻酸的清苦生活，刻劃得入木三分，將全劇帶入了令人一掬同情淚的凝重氣氛；凡曾親歷其境過的老師們無不為之動容唏吁。

劇情在行雲流水般的進行著，到了原本劇本上應該帶羊上場的情節上，我就學狗吠叫了幾聲；不料一片鴉雀無聲，幽暗的觀眾席上突然暴出一陣哄堂大笑；原來，當我吠叫的時候，在校園內禮堂附近的野狗以為我真是牠們的同類，呼應著也叫，而且叫的不只一隻，在禮堂四周的兄弟們都呼應著叫了起來。在這狗聲四起的情形下，怎能叫觀眾們忍得住不笑！

從此，我在校園裡多了個「小狗」的名字。現今已是七十老狗一條，前不久到加州探親訪友，還有當年老友，背著我的兒孫，直喊我「小狗」，以示彼此交情之「老」。

這一聲「小狗」使我年輕了許多，我倒願意永保青春，當個「萬世老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