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到台灣的,那是為了「負笈」求學,並不是後來隨軍撤退而去的。我之所以要到台灣去「留學」,倒並不是在政治上有什麼偉大的遠見,而是因為國內時局不定,無法安心唸書;其次,「逃婚」也是我離鄉背井的主要動力。
至於怎「敢」到一個完全陌生,卻無親無靠的台灣去呢?其原因是受了一位在前一年偶然機會遇到的程教授的鼓勵。那時他是剛從德國回來的物理學博士,台灣大學的教授;因回鄉探親途經上海,在我家打尖而相識。那時他極力鼓勵我於次年到台灣大學去升學。
第二年,就是民國三十六年初與他連絡時,得知他已轉往我們母校的前身,台南工學院(那是他來信信封上的名稱),擔任共同科(物理、數學)主任,於是他又極力慫恿我改考他所任教,卻已改了稱謂的「台灣省立工學院」。
他為解除我對陌生異地的恐懼,在信中還答應幫我在初到時,如何適應環境;甚至強調,假設當我到達時而他適巧不在,他也將交代校方將他所住宿舍讓我暫住。他更鼓勵我結伴而行,當然也會一樣照顧我的同行者。既然如此,我就邀了同班同學劉忠權兄,和他鄉親好友孫蔚文兄,一同踏上征途前去趕考。
那時,我們只知道台灣是在東南方的一個島嶼,對於它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政治背景茫無所知;二三月間雖然在報端見到有關事變的報導,但一點也沒有感覺到那些台北、台中、嘉義、高雄等地所發生的事情,與我們即將要去的台南距離有多遠,有什麼關聯;因而我們的「毅然」成行,不是由於「膽大」,而是出於「不知」。
我們三個小毛頭,頭一次漂洋過海,乘的是當年算是相當高級的「中興輪」;開航之初風平浪靜,感到還平穩舒適。原來預計兩天一夜的航程,就可到達基隆碼頭的;不料半途遇到颱風,那平底的「中興輪」可將原就暈船的我,整得七葷八素,再狂風巨浪中被折騰了四天四夜。
在這四晝夜間,船上的報務員,常來陪我們聊天,並介紹台灣種種,藉以解除我們對風浪之驚恐;但當他詳說數月前的二二八事變光景時,害得我們都有「上了賊船」進退不得的懊惱與無奈。
登得彼岸,本來預計就在基隆上火車直奔台南,奈因此次能將火車頭從八堵吹到台北的颱風,非常強烈,全線的交通也因而癱瘓;無可奈何,當天只好在基隆仁一路河邊找了個矮平房日式旅店住下,預備第二天再作打算。
因為四天來一直在海上隨巨浪沉浮,一上岸頓有腳踏實地、回歸大地之感;忠權兄見到滿街香蕉與刨冰更是興奮不已;就在尋找旅店途中他簡直是逢攤必吃,再短短一段時間內,吃了他當時有生以來所吃過的冰和香蕉的總和,好不痛快!但到當晚,他卻因過量吃了香蕉和刨冰,加上水土不服,他病了,而且還發燒,於是將我們陷入了愁境。
次日午後,聽說全線雖仍無法通車,但從基隆到台北的區間車已經恢復;因鑒於住旅店太貴,不宜多耽(至少未有此預算),於是想到台北去投奔台大宿舍。到了台北,只見一片戰後景象;我們不知道台大位於何方,距車站有多遠,更不知道如何去法,只好用肢體語言與黃包車伕打上交道。幾經指手劃腳,他總算表示知道,而樂意拉我們前去;可是當時一片悽涼的車站前,只有他一部人力車在;逼不得已,我們決定讓病中的忠權兄和三件行李上了車,我與蔚文兄則在車後,像瘋子一般「追趕」;回想起來,這實在是幅令人捧腹的一幕;當然,這樣倒也為我們省掉一筆預算外的開銷。
現今回想起當時,在「市區」才奔跑了一回,就見到兩旁有莊稼和稻田;原來,現今的羅斯福路二段以上,那時都是一片田地。當時我們感覺到是在向著烏雲密佈、雷聲隆隆的山區跑,真擔心在半路上大雨臨頭,會弄得三人一齊病倒。幸好一路上只聽到雷聲響,未見雨下來。
傍晚前到達了台大的學生宿舍區,因為暑假期間,既看不到辦公人員,也見不到宿舍的負責人,在整棟房子裡,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有家未歸的住宿同學;經他指點,我們可任意找間合適的暫時住下。我們逐間看了一下,有的榻榻米被割破得支離破碎,有的在原住人離開時撒了屎或尿(至今還無法理解當時是個什麼風俗)。當晚我們就在這個無人管理的宿舍裡住了下來餵蚊子。
當晚吃飯是怎麼解決的,因為時已久不復記憶,只記得第二天早上要找碗稀飯給病中的忠權兄吃,可費煞了週章;一來因為暑假期間,附近根本找不到有賣早餐的飲食店,二來因為語言不通,無法說明什麼是「稀飯」;再說,即使找到民宅,發現他們為了好幹活,早上吃的多是乾飯。最後找到一個家庭,他們總算弄懂了我們的來意,很熱心地用乾飯泡水再煮敖成一滿漱口杯(搪瓷的,很大)「稀」飯。
那天,蔚文兄按圖索驥,找到一位在台北電報局任職的小同鄉,許先生;他很熱心地招呼我們,當晚還請我們到中山堂看了一場,現在已經記不起什麼名字的話劇。在此時此地,這種遭遇下能見到許先生,猶如在茫茫大海中見到